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到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11个月，在人生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可在中国历史上，这11个月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

　　（一）

　　周恩来一到西柏坡，便立刻开始了他那紧张而又有条不紊的工作，协助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部署和指挥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大决战。

　　当时军事上的问题主要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解决，毛泽东挂帅，周恩来则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周恩来为了适应毛泽东在夜间办公、白天睡觉的习惯，也改在夜间办公，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休息，上午八九点钟便又起床。在三大战役的关键时刻，中央机关流传着周恩来可以连续工作20天不睡觉，仍然精力充沛的佳话。

　　在大决战的日子里，军委作战室几乎成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军委作战室是四间小土屋，白灰抹墙，灰沙砸顶。屋内的陈设十分简陋，摆放了3张桌子和一架军用电话机。如此简陋的陈设与气势雄伟的南京国民总统府相差甚远。原因是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特赦后第一件事就是到西柏坡看一看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当黄维得知这几间寒伧的民房就是指挥部时，由衷叹息：共产党伟大国民党伟大啊！周恩来也曾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个作战室，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许多电报，就把国民党给打败了。

　　辽沈战役发动后，蒋介石急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当时林彪对集中力量攻打锦州的方针发生动摇，并要华北杨罗耿兵团支援东北。1O月2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电林彪、罗荣桓：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10天内打下该城。15日，锦州解放。长春解放的第二天，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电东北局并告林彪等：“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长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但这一具有战略远见的重要提示并没有引起林彪的重视，致使东北解放时少数国民党军队经营口从海路逃走。毛泽东曾批评林彪：这件事“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辽沈战役大局已定，1948年1月，蒋介石亲飞北平，同傅作义密谋偷袭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石家庄。当时解放军主力远离石家庄，情况十分危急。周恩来立即进行紧急部署，起草致电聂荣臻等，要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主力立即开到保定以南对敌阻击，第三纵队以5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作战，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主力相机行动。同时，他在27日内清晨4时半、6时、7时两个半小时之内，连续3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第三纵队行动情况及国民党军队进展情况。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为新华社写了述评，彻底揭露蒋介石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傅作义得知解放军已有准备，在徒然损失官兵3700余人，战马240匹，汽车90余辆及大宗作战物资的憎况下，急令部队撤回北平，偷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阴谋以失败告终。

　　（二）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收复和解放了大片地区，并攻占了一些重要城市。但如何接收、管理和改造城市，是中共中央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发出《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2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全党切实注意做好城市工作。学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3月11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电华北局、晋绥分局、西北前委：务使每个干部、战士都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如有违犯，前后方军政机关均有权进行干涉或停止其活动，并须追究责任。”3月12日，他又为中央起草致电陈士第、唐亮等：必须严令各部队在攻入城市后，“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犯。”4月28日，周恩来在西柏坡与同去哈尔滨参加工会会议的代表谈话时兴奋地说：在城市和工厂，过去我们实行的是破坏政策，因为那是对付敌人；解放后，管理城市和工厂是人民自己的事了，必须按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去作。要克服过去“左”的现象。我们中心是反对官僚资本。对于私人资本，虽然一方面他们压迫剥削工人，但他们自己也受官僚资本压迫，工人应联合他们为推翻蒋政权而斗争。在公营企业中，要建立生产管理委员会监督生产。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是欢迎的。

　　对城市的接管，周恩来还进行认真具体的指导。1948年6月10日，周恩来就攻占开封后的几个政策问题电复粟裕、陈士第等指出：对国民党官方银行的存款除留极小部分作职员薪金外，其余应全部提用。开封是河南文化中心，“望对该地知识分子尽量招收，对河南大学、各种小学、图书馆、博物馆等应加意保护。”对城市的接管，我党采取的是军事管理制度，而如何进行管理呢？1948年11月16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电中原局指出：我们在军管初期，因群众尚未发动，群众工作尚无基础，不能召开真正名符其实的人民代表会议，只能召开协议性质的，主要对群众起联系作用的各界代表会。关于各界代表会的组织形式及性质，周恩来11月30日指出：我们在这些城市工作中的中心弱点是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不够。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事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党领导的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的组织武器，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则可看作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我党的一切决议和主张，均可经过他们的协助，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

　　在解放战争时的3年中，解放军共解放了1061座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的53％。随着收复和接管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共中央也逐步摸索和积累了接管城市的许多经验。1948年12月14日，周恩来看到陈云就接管沈阳向中央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的报告后，将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前委，并指出：陈云关于各地“均低准备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的“提议甚好”，指示各地“即此准备，以便将来将依次接收各大城市”。与此同时，周恩来为了提早作好接收南下城市的领导班子，为中央起草致陈云并告东北局电；望东北局准备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着明年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目前如可能，从沈阳的接收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干部给黄克诚带往天津参加接收工作。“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13日的发言中，进一步谈到了城市的接管问题。3月23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途中，听取了叶剑英关于北平解放后的情况汇报，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管理过大城市，但是我们看蒋介石管理大城市那一套办法不行，我们如果管理大城市，我想一定比他们管理得好。

　　（三）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发展，作为战争主要支柱的财政经济越发显得重要。周恩来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

　　当时各解放区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封锁状态，各自管理各自的经济，如何把各解放区分散管理财经工作置于中央统一领导之下，这就成为周恩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中货币问题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华北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各解放区原来各自发行的货币需要互相流通，但又互相压价，发生矛盾；各解放区为支援战争，时常增发货币，又引起物价不断上涨。要使各解放区之间保持相互稳定的货币兑换比例，就需要各区之间的物价能够同幅度上升。周恩来采取果断措施，指示不能再搞“联合政府（指各解放区联合组成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了，要搞统一政府，取消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周恩来还把财经工作列入自己繁忙工作的重要日程。规定每晚10点至次日一二点为研究和处理财经工作的法定时间，并指定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每晚到他的办公室去研究财经工作。人民币的印制和发行需要几个月的准备时间，在此情况下，各区的货币仍按原定的比例兑换。为了保持各区物价同步上升，周恩来指示财经部要及时掌握各地物价变动情况，用控制货币流通的办法来保证各区的物价大体以同样的幅度上升，以保持货币比价的基本稳定。他还要求中央财经部每5天向他报告一次各区的物价变动情况，再根据物价变动情况来控制各区货币的发行数额。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1948年12月1日人民币正式发行，同时各解放区停止发行货币。同时中央还要求各解放区作1949年的财政收支预算，以计划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各解放区同时分别负责供应各野战军的军费开支）。由于缺乏财政经济管理经验，各解放区所造财政收支预算高低悬殊物特别大。其中西北地区只要求支援7000万元。周恩来与其他同志认真审核各解放区所报预算，确定西北地区所报数字有误，中央支援应为7亿元。因此，周恩来叮嘱暮桥：管理经济必须掌握规律，没有这些数据是无法进行管理的。

　　周恩来在紧张的工作当中，还对经济工作作出新的规划。1948年6月21日，周恩来写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提纲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另一方面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区别。尽管这是个提纲，却反映出周恩来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其思想已开始转向胜利的明天，充分表现出其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

　　周恩来在西柏坡的11个月，日日夜夜为新中国的建立呕心沥血，做出巨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文章来源：西柏坡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