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西柏坡依依送主席 毛泽东驱车赴北平

　　●赵新月

　　书记处决定“到北平”

　　周恩来主持“大搬家”

　　早在1948年底，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平一事，就有所酝酿，但究竟什么时候动身，具体日子一直没有敲定。到七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讨论了

　　相反，周恩来和任弼时则认为，既然进城的决心已经下了，就应该快些出发，而且北平的政治活动日趋频繁，中共中央偏居西柏坡，已经很难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因为在这段日子里，很多民主人士已陆续到达北平，特别是进入1949年3月以后，很多全国性的代表大会都将在北平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代表纷纷奔向北平。北平的政治中心地位越来越显得突出，中央机关迁移至北平的条件已经成熟，不能再耽搁了。

　　最后，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任弼时的意见。1949年3月17日晚，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中共领袖和中央机关将于本月23日启程到北平。

　　为了搞好这次“大搬家”，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管进驻北平的行动，由任弼时协助周恩来进行统筹安排，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具体负责。为了更慎重起见，党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搬家指挥部”。

　　反复考虑安全

　　再三强调纪律

　　为了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周恩来对搬家工作做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制定了极其周密的计划，还建立了一个为党中央进驻北平打前站的临时机构，由李克农领导，到北平负责安排打前站的全部工作。

　　从西柏坡到北平，虽然路途不是很远，但分成了四个路段，沿途每一段，都有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西柏坡到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第42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第41军负责；由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问题，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由刘亚楼负责。

　　为了做好转移前后的保密工作，中共中央特别要求必须防止泄露转移的时间、路线、交通工具及目的地。对于家在解放区的同志，要求立即写信通知家庭及亲戚朋友，告诉机关部队已转移，暂时一律停止通信及家属来往，要保守一切机密（不小广播，不讲机关部队名称、性质，不暴露出发地与目的地，不在途中丢失片纸只字，及时销毁路标代号）。

　　转移过程需要三天的时间，在转移途中应该注意什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如规定不准个人拿粮票及小米换取细粮等物，不要将剩余食物、草料随意糟蹋，必须妥为处理；保证不掉队，不喝冷水，不乱吃东西；要有组织地帮助老弱、病员、小孩和妇女同志；上车下车、上船下船必须依次前进，不得争先恐后，并要随时注意扒手和丢失东西；要经过专人与地方政府交涉房子、采购食物，并须注意检查；不得私自动员用群众的牲口、担架、民夫；尊重沿途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并有组织地指定专人沿途进行社会调查；宿营时不要用老百姓的水（用水必须自己去挑）；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与老百姓发生争吵。

　　依依惜别西柏坡

　　赴京开创新中国

　　3月23日，是毛主席、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的日子。原来对外说是中央劳动大学（为安全考虑，在西柏坡的中央机关对外称“中央工校”，也称“中央劳动大学”）搬家。但西柏坡以及十里八乡的老乡们还是知道了消息，而且在出发前，中央还找房东来，清点用具、查看房屋等，一些老百姓知道中央就要转移了，所以一大早就自发地到村边路口等着。那天，正好是邻村庙会，一些老百姓经过西柏坡时，也纷纷赶来围观。老人拄着拐棍儿，妇女抱着婴儿，有的手提竹篮，盛着花生、瓜子、鸡蛋、布鞋等前来送行。很多人眼含热泪，依依不舍地与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热情话别。这种场面，不想闹大也不可能。

　　3月23日清晨，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上午，毛泽东走向由11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跟他一起动身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陆定一、胡乔木等。他们一同离开了中共中央最后一个设在农村的指挥所，踏上“进京赶考”之路。

　　一路上，毛泽东与战士们谈笑风生，回忆起三年来的三次大搬家，说“明年3月份该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东方风来满眼春，毛泽东眺望着北平的方向，对新中国的未来踌躇满志。

　　接下来，毛泽东一行经过唐县、保定、涿县、颐和园，于3月25日下午到达西苑机场，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并与前往迎接的民主人士亲切会见。之后返回颐和园，与二十多位民主人士共进晚餐，宾主频频举杯，欢庆胜利。柳亚子在宴会后记述：“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当晚，毛泽东住进香山。9月21日，毛泽东搬进中南海。至此，中共中央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从那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回过西柏坡，但西柏坡永远记住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记住了他们永不消逝的身影，也记住了中国共产党永不磨灭的辉煌

    主席离开西柏坡，村民心里舍不得

　　●本报记者　王俊卿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这是西柏坡村里人记得毛泽东离开西柏坡的日子，他们说的是阴历，这天阳历是1949年3月23日。这个时候，北方正值早春，天气渐渐回暖，但依然寒冷。

　　毛泽东走的前一天，西柏坡下了场春雨。23日这天，天晴了。刚刚被春雨洗过的小山村，空灵清秀。

　　从很多史料上可以看到，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是保密的。不过，村里的干部、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却事先得到了消息。这个，是西柏坡村一位老人——74岁的阎更祥后来听人说的。不过，从后来人们的描述以及相关资料记述，毛泽东离开的时候，不只是这些人站在路边送行，还有很多村民也赶来了，有人还掉了眼泪，场面很是感人。

　　当时还是儿童团长的阎更祥，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离开的消息，但他还是无意中幸运地看到了毛泽东离开的那一幕。

　　“人们站在路边，主席从车里伸出手来向大家不停地挥手。”小小年纪的阎更祥也站在人群里，默默地看着车队远去，失落感不由袭上心头。“中央的人都可热情了，和咱们处的就像一家人，谁家有点什么难事儿，人家都帮着解决。”阎更祥说。

　　“揪心，不愿意让走。可人家是主席，不让走哪行？”现在，阎更祥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一如昨天。

　　西柏坡村往东4里地，便是夹峪村——当时是一个数千人的大村子。阴历二月二十四，正是夹峪村一年一度的庙会。毛泽东的车队走后，阎更祥去了夹峪庙会，因为心情不好，和往年一样热闹红火的庙会，那天他觉得很没滋味。

　　村民阎二板看到毛泽东车队的时候，他正走在东柏坡村东——去夹峪庙会的路上。“一大溜车，前边是一车警卫，后边是一车警卫，毛主席的车在中间。”阎二板在中共中央大院当过小工，他认得毛泽东。

　　不止一位老人提到毛主席走的时候穿着雨衣，为什么要穿雨衣？在西柏坡纪念馆馆长助理赵福山那里，我们找到了答案。当年，赵福山特意了解过这件事儿。

　　原来，毛泽东乘坐的中吉普车门上没有玻璃，前边车子扬起的尘土都飞进了后边的车子里。赵福山说，穿雨衣是为了抵挡尘土，不仅穿着雨衣，还戴了一段时间的眼镜和口罩。在路上，毛泽东的中吉普还曾一度超过了前边的引导车。

    西柏坡村49年前的那次搬迁

　　●本报记者　王俊卿

　　很多人知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住过的那个西柏坡村，已经淹没在了岗南水库中，那次库区移民，西柏坡村的村民们再次做出巨大牺牲，大部分搬离了世代居住的地方，而部分留下来的村民在原址北500米的山坡上重建家园，成为西柏坡新村。

　　部分村民留恋故土

　　天儿好的时候，74岁的阎更祥还会下地侍弄庄稼，在地里忙碌了大半辈子，要是几天不下地，他会觉得手痒得慌。不去地里的时候，他最喜欢坐在家旁路边的柳树下，和邻居拉拉家常，或者和几位老友杀上几盘儿象棋。

　　就在这棵柳树下，阎更祥讲起了1959年兴修岗南水库，西柏坡村经历的那次搬迁。

　　“修水库是在（19）58年，搬家是在（19）59年。”阎更祥提起49年前的那次搬家，记忆依然清晰。“修了水库，（滹沱）河下游就不发洪水了，还能发电、浇地。”显然，为什么修水库，村民们都心里清楚。

　　岗南水库蓄水后，整个西柏坡村就会被水淹没。修水库的事儿定下来后，大部分村民逐渐搬离村子，远的去了山西、内蒙，近点的去了石家庄郊区、平山县城、栾城、矿区等地。

　　到1959年秋天，岗南水库拦坝蓄水，西柏坡106户人家，还有17户没有搬走。这其中，就包括阎更祥家。

　　17户这个数字，来自数位村民的说法，但在范文杰著的《红都西柏坡之谜》中，这个数字是33户（包括后来回迁的6户），且列出了各户户主的姓名。翻看1996年12月第一次印刷的《平山县志》第十五编第四章第一节“西柏坡搬迁”中，关于这件事儿的描述是，“部分村民在原址北500米的山坡上重建家园，成为西柏坡新村。”1970年代末期，阎清海在村里当生产队长，他说，那会儿村里有32户人家，130口人。

　　“穷家难舍，热土难离。除了这个原因，村民们不愿搬走，主要是因为毛主席在这儿住过，要是都搬走了，人们连个念想都没了。”阎更祥说。

　　随着水库水面的逐渐升高，不愿搬走的村民，只得往后撤了1里地，依山势“挖”了些房子。根据阎更祥的讲述，“挖”的房子，与陕北的窑洞类似，不同的是，房顶还是搭木头、铺秸秆、抹黄泥。

　　村长支书进京求助

　　因为村里的土地全被淹没，为了村民未来的生计，当时政府要求西柏坡村是要全部迁走的，不愿搬走的村民之所以能够留下来，与当时的村支书和村长进京求助有关。

　　当时，西柏坡村的支书是阎民生，村长是阎连章，两人均已不在人世。韩华珍，阎民生的老伴儿；焦春雪，阎连章的老伴儿。她们二人讲述了当年支书和村长进京求助的经过。

　　“上边催的急，可村民实在不愿意搬走，村长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几十年养成的习惯，焦春雪总是称呼阎连章村长。“为了这事儿，他和支书阎民生去了北京。”去的时候，阎连章还带了一张照片——他和毛主席的合影。

　　“还带了点土特产，核桃、红枣和香油，东西不多，就是点心意。”韩华珍回忆说，这些东西带到北京，让人家把两人给批评了一顿。

　　“人们都搬走了，我以为立个纪念碑就行了。”到了北京，见到中央的通知，阎连章动了个心眼，他把公社一位干部的说法，“移植”成了自己的。中央的同志否定了阎连章的“说法”，他们告诉阎连章，西柏坡以后还要建码头，捉鱼捉虾，还要建工厂、建纪念馆……

　　就这样，不愿搬走的村民留了下来。

　　与房子一起淹没的，还有大片的农田。没了土地，紧接着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留下来的村民过了一段清贫的日子。

　　阎连章进京求助的时候，中央还指示有关部门给村里拨了一些平价粮。依靠平价粮，还有修建水库每间房子给的118块钱的拆迁补偿费，村民们逐渐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后来，留下来的村民陆续新建了土坯房，到上世纪80年代，政府出钱将村里所有的土坯房“装修”了一番：在土坯外边加了一层蓝砖。

　　阎更祥身后不远，就是他家的蓝砖房，这样的房子，如今在西柏坡村已不多见。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村里建了新房，有的还是楼房，阎更祥和老伴儿却依然住在蓝砖房里，他们觉得“这里住着舒服。”

　　本版图片：本报记者　闫志国摄

    沧海一声笑

  　张文杰：我们的品读西柏坡终于到了高潮，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要“进京赶考”了。你们有什么感慨？

　　王俊卿：沧海一声笑。

　　赵新月：滔滔两岸潮。

　　王俊卿：共和国的历史铭记今朝。

　　赵新月：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已知晓。

　　张文杰：两位歌兴大发？

　　赵新月：“三十一年还旧国”，想来，毛泽东也是兴致勃勃的。

　　王俊卿：二十八年浴血奋战，想来，毛泽东必是感慨万端的。

　　张文杰：毛泽东好像没有因此做诗填词？

　　王俊卿：仅仅间隔一个多月，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三天后，毛泽东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首诗虽是因解放南京而起兴，抒发的当是“二十八年”的感慨。

　　赵新月：离开西柏坡几个月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后来，毛泽东又把自己的万般感慨化作了他撰写的碑文。

　　王俊卿：那是由周恩来题写的：“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张文杰：离开西柏坡时的毛泽东萦绕心怀的还有什么呢？

　　赵新月：应该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时，他就写信给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王俊卿：是的。他谆谆告诫全党的是：我们不要做李自成！

　　赵新月：黄炎培的话也当会回响在他的耳畔。

　　张文杰：那个著名的“周期率”？

　　王俊卿：黄炎培的“周期率”实在耐人寻味：“我生六十多岁，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

　　赵新月：黄炎培在延安时说的这段话，应该给毛泽东太深太深的印象。毛泽东也担心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所以，他反复强调“两个务必”。

　　张文杰：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应该有回眸再望？

　　赵新月：三大战役的硝烟在回望中散去。

　　张文杰：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应该有举目眺望？

　　王俊卿：他必看到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张文杰：毛泽东当是迈着坚实的步子而去？

　　赵新月：心中波澜起，步步地动山摇，毛泽东从此笑傲世界。

　　张文杰：毛泽东当是信心十足而去？

　　王俊卿：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毛泽东从此看地球是“小小寰球”。

　　张文杰：毛泽东由此而去，对西柏坡意义几何？

　　赵新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王俊卿：西柏坡因此不朽！

　　本报记者　王俊卿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