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石家庄日报

194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群众游行拥护《土地法大纲》实现“耕者有其田”。

解放初期的石家庄市政府机关。

石家庄刚刚解放，军民即开始清理火车站，尽快恢复运输。

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这是华北人民政府部分成员在平山县王子村的合影。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场一角。





　　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移驻西柏坡。正是在西柏坡和石家庄，一直饱经血与火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所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才真正有了革命事业的“巅峰体验”。

　　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也从石家庄走来。

　　60年过去了，西柏坡精神研究方兴未艾，石家庄红色文化挖掘不断深入，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重任，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重提这段光辉历史，以西柏坡精神为参照，为和谐石家庄与和谐社会挖掘精神资源，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资政之鉴。

　　西柏坡有多高？

　　西柏坡有五重高度。这个高度不是地理海拔，而是政治水准。

　　西柏坡：

　　五重高度——巅峰体验

　　■共产党从建党到执政28年间的历史高坡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这28年党史，以进驻西柏坡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进驻西柏坡前，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全部努力，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爬坡”！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建党、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遵义会议、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到进驻西柏坡后，毛泽东思想更加成熟，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以，三年解放战争，就是“铸剑”之后的“亮剑”，这把剑就是先进文化之剑——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指导，达到了28年间革命事业的巅峰。

　　■中国两千多年农民革命史的高坡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从陈胜、吴广开始，到李自成、洪秀全，历代农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爬越人类历史的公平、正义、美好、幸福之“坡”。黄巢大起义提出“均平”，王小波、李顺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幺则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号召，李自成进一步把“均田免粮”的纲领写在斗争旗帜上，太平天国更是集中外农民要求之大成，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农民革命的目标，奋斗两千年而未果，只有到了西柏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了，耕者有其田才如愿以偿，农民才真正能够当家作主了。

　　■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独立运动的高坡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其奋斗目标都指向民族独立和富强。但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封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洋人的控制。维新变法主张急进变革，造成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在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后终于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成熟，革命派力量软弱，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只有到了西柏坡时期，民族独立的目标才曙光初照。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真正的民族独立才得以确立。

　　■十月革命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坡

　　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1949年，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一战后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度高涨。苏俄巩固了十月革命成果，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共产国际“七大”推动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随着二战结束，社会主义超出了一国范围，世界上许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中叶，形成了12个国家地跨欧亚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发展到多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苏俄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胜利。

　　■中国五千年社会发展形态的高坡

　　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其实是在说，五千年以来，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从这里走来。此前的中国社会，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比这里更先进，没有哪一种社会进步运动比这里更彻底。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几个阶段，虽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创造了悠久的文明，但每个阶段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当解放战争即将获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规划的社会形态蓝图，是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开国大典是在北京，但新中国的规划、筹备等工作在西柏坡已经基本完成，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党在西柏坡时期的成就标志着中国五千年社会发展在国家社会形态上的新高度。

　　和谐社会的资政之鉴

　　建立和谐社会，需要新的更先进的文化。60年前的西柏坡和石家庄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但从目前情况看，对西柏坡精神的挖掘还不够深入。改变这个状况，必须从西柏坡精神中提炼现代执政理念。

　　第一，“小政府、大社会”的执政理念。当年，集中在“红色之都”几十个村子里的中央政府机关，绝对是一个小政府，与今天庞大的机关相比，更是小得可怜，但它却指挥了全中国，不仅指挥了解放区，也指挥了国统区，甚至可以说“指挥”了南京政府，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挖掘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经济时代的执政理念。

　　第二，社会转型的宝贵经验。当年党中央在西柏坡时，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或者说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社会转型，现在我们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当年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或革命，今天我们也要成功地实现社会转型或改革，要认真从中挖掘社会转型时期的经验。

　　第三，“两个务必”的现代内涵。“两个务必”虽然是针对我党西柏坡以后的建设来说的，但它对任何组织与个人都有重要的警戒意义。一个政权容易成功的时候，也潜伏着危机。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执政，这中间的过程，虽然大浪淘沙、历经沧桑，但毕竟还很年轻，特别是在西柏坡期间，那么短的时间里就横扫千军，这种迅速的成功，值得骄傲，也值得清醒。所以，毛泽东同志才反复告诫说要谦虚谨慎，要戒骄戒躁。大到政党，小到人生，概莫能外。所以，“两个务必”告诫我们，在困难时，要看到前途的光明，扎扎实实，全力以赴，知难而进；获得成功时，要看到隐伏的危险，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第四，比较优势理论。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比较优势，这个理论让现代经济学家炒得非常“火”。遥想当年，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早已经把这个比较优势的理论运用得出神入化。解放战争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就在于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个先进文化上的“比较优势”。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是物质条件的胜利，而是先进文化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也不是物质条件的失败，而是落后文化的阵亡。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种“先进文化”就是科学发展观，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其中的内涵。

　　第五，政党建设的理念。西柏坡后期，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西柏坡文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文化，它应该是所有政党的理论参照。西柏坡精神不仅是共产党先进文化的策源地，同时也是世界所有政党先进理论的策源地，世界各国政党都可以从中领会到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先进的执政理念。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的经验，也是对世界政党理论的杰出贡献。

　　如果说，作为国家政权，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那么，作为国家重要标志的国体、政体以及各种宏图大略，则从石家庄走来。石家庄，是中国共产党开基创制的起点，是开国大典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石家庄的五项伟业，开创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国家基本形态。

　　石家庄：五项伟业——开基创制

　　■开城市管理之基业

　　石家庄解放之前，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石家庄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标志。当时的石家庄市社会状况异常严峻复杂，经济崩溃，市民失业，遍地饥荒，由于入驻石家庄的干部大多来自于农村，对城市缺乏了解，在城市管理方面走过一段弯路。面对这种形势，刚刚成立的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积极贯彻中央指示，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建立国营企业，创建合作经济，积累了城市管理建设经验，短短几个月时间，城市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走上良性轨道，并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党中央对石家庄的管理建设经验进行了及时总结，提出今后我党攻占城市之后，要以石家庄的方针方法为基准来管理。

　　■开经济建设之基业

　　石家庄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此后的中国才真正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迈进。早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 “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石家庄解放之后，这个设想真正付诸实施。具体办法主要有：没收官僚资本。当时，中国的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掌握全国90％的铁路、67％的电力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的生产。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共计没收接管了2400多家银行、2858个工业企业；保护民族工商业。不断纠正“左”的偏向，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尊重知识和人才。企业管理委员会不仅有经理和工人代表，还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奖励科技发明。凡于国民经济有实际贡献者，均予以奖励；节制利用私人资本。一方面坚持对资本主义经济肯定和鼓励其发展，一方面避免其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或损害；保护国有矿产资源。如一律禁止乱挖小煤窑；利用外资；发展外贸。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开政府组建之基业

　　在石家庄组建的华北人民政府，其目的绝不仅仅限于解放战争的需要，而是为建立新中国积累和探索管理与建设经验，为新中国政权建设奠定基础。华北人民政府为新中国开创了一整套重大的政治制度，其各级政权建设的成就、途径和经验，为新中国的各级政权体制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和探索。它为新中国各级机构确立了基本的组织模式，开创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初步确立了新中国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的基本政治体制，初步形成了新中国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界定了合理的党政关系，初步确立了新中国党政体制，为新中国建立民主、高效的政府探索出了一条有效途径。

　　■开财政金融之基业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市成立，同时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此后，各种券别和版面的人民币逐步推广到全国各个解放区，清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和中国近百年外币、金银在市场流通、买卖的历史，保障和促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标志着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开端。

　　■开教育工作之基业

　　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推进，新中国曙光已现，党在这一时期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推进文化教育的措施，保护、接收和改造旧学校，发展小学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据不完全统计，仅华北解放区，1949年就有小学51900多所，学生325万多人。同时，在延安办学的基础上，干部教育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以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马列学院最为著名，这三所大学都是在石家庄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为新中国的建立进行了认真谋划。这些谋划，其思路是新的，措施是新的，制度是新的，效果是新的。

　　新中国：五个实现——日出东方

　　■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从1927年以来，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在中国共产党如何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上，可以概括为十二个要点：明确党的工作重心在乡村的格局就此终结；在城市学会和敌人作斗争；明确城市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城乡兼顾，巩固工农联盟；把接收、改造和管理城市结合起来；加强工人工作，关心工人生活；工业化是城市工作最本质的问题；经济独立自主；重视知识分子干部，调配有知识懂技术的干部接收大城市；军队由战斗队逐步转变成工作队。

　　■实现多元化的经济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什么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能在完成艰巨的社会改革的同时，迅速恢复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都达到或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很快就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原因就在于逐步摸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七届二中全会肯定了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将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重申对于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必须没收归人民共和国所有，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　

　　■实现人民民主专政

　　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国体？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在1949年1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即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政策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这一方针和立场，毛主席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同时，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合阵线与反共联合阵线的斗争需要出发，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著名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积极联合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实现全国解放

　　解放全中国，必须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在西柏坡，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60周年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