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9月2日早晨6点36分，19名在阿富汗获释的韩国人质终于回到了家乡。韩国媒体不约而同地“宣布”，这起历时42天的韩国人质事件就此划上一个还算比较圆满的句号。然而，就在人质回国后这几天的时间里，一系列“后人质事件”陆续发生，人们开始意识到这起事件的余波或许还将在韩国社会震荡许久。

　　韩国“间谍头目”金万福镜头前频频曝光受指责。 　　

　　女人质向媒体透露，“我们在去阿富汗之前都留下了遗书”。此言一出，韩国舆论一片哗然。激起了众多网民对泉水教会的强烈不满。

　　余波未平：“间谍头目”和行前遗书

　　2日，被外电称为“韩国间谍头目”的韩国国情院院长金万福与19名人质同机回国，表现高调，屡次接受采访，散发报道资料，不仅过多公开了韩国情报部门在这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而且还被媒体戏称“将报道资料写成了个人传记”。韩国媒体连日大肆抨击金万福的言行，使得韩国在因违反“不与绑架组织谈判”的国际惯例而使国际形象受到影响的同时，遭受双重、甚至是三重打击。

　　4日，于8月13日先行获释的两名女人质金庆子和金知娜两人在泉水医院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第一次向媒体透露，“我们在去阿富汗之前都留下了遗书”。此言一出，韩国舆论一片哗然。同一天，一段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更是激起了众多网民对泉水教会的强烈不满。这段视频拍摄了这起韩国人质事件中一名女人质的母亲在女儿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在泉水教会表白，将以信仰去克服对女儿的担忧。这位母亲还展示了其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你将是我们家族的荣耀。”众多网民在网上留言称，感到自己的同情心受到了愚弄。

　　政府反思：“事件处理型外交”是否应转型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宋旻淳1日结束对中东三国和俄罗斯的访问，在仁川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人质事件解决了，但韩国政府下一步应该思考如何将目前这种事件处理型外交转变为更具建设性的外交。”

　　在3日接待来韩国外交通商部致谢的人质家属时，宋旻淳又提到了“大国小民”的问题。他说，韩国目前的经济实力相当于世界经济排名最后120个国家经济的总量。韩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每年出国旅游的韩国人达到1300万人次，但韩国人却还未能拥有与“大国”身份相符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他举了他此次在沙特阿拉伯访问期间，该国国王尽管在休假但还是抽出1个小时会见他的例子，来说明各国对韩国非常重视。为此，宋旻淳认为，所有韩国国民都应该从这次人质事件中吸取教训，学会如何在海外生活和保护自身的安全。

　　媒体反省：不加辨别援引外电的恶果

　　这次的人质事件也引发了韩国媒体之间一场激烈的报道战。韩国媒体通常只在美国、中国、日本这些与韩国关系密切或韩国侨民聚居的国家的主要城市设站点。韩国最大的联合通讯社目前也只向世界30多个城市派驻了40余名记者。而这次人质事件发生以后，韩国政府随即要求阿富汗驻韩国大使馆停止向韩国人发放签证，并在8月1日将阿富汗定为禁止旅行国家。

　　因此，韩国记者无法亲临阿富汗，即使有几家媒体后期在阿富汗当地找到了通讯员，韩国媒体在此次事件的报道中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通讯社报道的消息。韩国媒体间的报道战也因此演变成了如何更快援引外电的战争了，并由此闹出了不少错误。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当属7月25日那条“塔利班释放了8名人质”的消息，不仅内容不实，韩国媒体还加上了“据韩国政府有关人士透露”的消息来源。而结果却是全体韩国国民一场空欢喜，且使得恐慌情绪更为蔓延。

　　人质事件尽管已告一段落，但有韩国媒体总结，这次报道既是教训也是机会。《中央日报》刊登文章说，韩国媒体有必要学习德国媒体报道类似事件的态度。塔利班也绑架了德国人，而德国媒体始终抱着慎重的态度，从不报道未经核实的消息。同时，还有必要像一些世界大通讯社那样坚持报道原则，避免成为绑架者的工具而使人质面临更大的危险。

　　　网民反应：国家义务和个人责任间界限不明

　　这次人质事件中，韩国网民对韩国政府的态度与2004年金善日在伊拉克遭武装分子斩首事件中网民向政府问罪的态度截然不同。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金日荣认为，韩国民众习惯了在事件发生后追问政府的责任，而在这次事件中，国家应尽的义务和个人应负的责任界限显得不那么明确，而韩国此前没有碰到过这样复杂的问题。

　　针对这批韩国人质无视政府警告，贸然前往阿富汗，引发绑架事件的行为，韩国社会正在开展一场敦促政府向泉水教会和当事者行使“求偿权”的运动，要求教会和当事者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负担有关费用。截至4日下午，已有近9万网民对此作出了回应，其中92.27%的网民表示赞成政府行使“求偿权”。相关跟帖更是多达1.5万条，甚至有网民提出，要求教会和当事者对韩国国家形象受损和全体国民在此事件期间受到的精神压力作出赔偿。

　　有韩国专家分析，从网民们这种前所未有的反应可以看出韩国民众对这次危机的愤怒。这次的人质事件深深刺痛了韩国人的自尊心，而在此之前，韩国人一直都为自己的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那场战争的废墟上崛起而自豪，并力求国际社会承认韩国是个大国，是个强国。《朝鲜日报》的评论文章说，与恐怖组织讨价还价、巨额赎金的传言及情报机构负责人的“表演”，使得国际社会给韩国打上了“没有原则的国家”的烙印，韩国失去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国家形象一落千丈。

　　　家属反诘：谁该对我的孩子负责？

　　当听到19名人质劫后余生，安全回国的消息后，这次人质事件中第二名遭杀害的人质沈圣珉的父亲既感到欣慰，又难掩失子之痛。韩国的一家网络媒体在8月底曾经报道，沈父说要起诉教会和韩国政府。沈圣珉的父亲向媒体说，没有人告诉过他，儿子去的是阿富汗这样的危险地区，也没有人问过他是否同意让儿子冒这样的危险。失去儿子以后，他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失落中，不知道该向谁追究责任。

　　当两名女人质在4日的记者见面会上说，临行前留有遗书后，泉水教会方面也在同一天表态，的确有9人在临行前写有遗书，其中包括沈圣珉。由于9封遗书都被放在裴衡圭牧师的一个大信封内，教会都将其转交给了裴衡圭的家属。闻讯，沈圣珉的父亲异常愤怒。早在绑架事件发生后的7月末，他就曾向教会和其他人质家属询问，儿子是否留有遗书。而当时，他得到的回答一概是不清楚。他表示，他要确认这封尚未到手的遗书是否是儿子的笔迹。

　　人质事件落下帷幕，韩国社会的反思仍在继续，有关的是是非非还在争论当中。 （本网驻首尔记者干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