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掌管“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副秘书长陈健，将于近期卸任。在离开工作了5年多的岗位的时候，回首往昔，陈健心中有何感慨？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留给他的印象是什么？带着诸多问题，记者来到了陈健位于联合国大厦第29层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专访

　　送给潘基文一句话

    记者：如何评价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潘基文？就您与潘基文的初步接触来看，他与前任秘书长安南在风格上有何不同？

    陈健：潘基文与安南的风格明显不同。首先因为他来自亚洲，正如他说过的，他要改变联合国的文化，改变秘书处的文化。潘基文来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他的行事风格必然反映儒家文化。刚一上任，他就已经表现出了诸多不同的行事方式，有的受到好评，有的不被人们理解甚至受到非议。这就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他是联合国历史上每天上班时间最早的一位秘书长。以前的秘书长是上午10点上班，之前在住处接电话、处理事务。而潘基文每天上午8点就到办公室，高层周一、周三的例会也分别提前到了9点半和9点。另外，他讲话的风格也很不同。

    记者：如果用一句话送给潘基文，您会说什么？

    陈健：联合国秘书长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已经被看做国际社会良知的代表、人类道义力量的代表。所以，潘基文将来应该充分利用这个职能。《联合国宪章》给秘书长的规定很简单：首席行政官员；同时也规定，秘书长有权、有义务就重大问题向联大、安理会提出意见，这给秘书长发挥影响力开了一道门。安南懂得这一点，利用这种道义力量，频频就世界上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被有的媒体称为“世俗的教皇”。潘基文强调务实，这很有必要，但如果仅仅注意了务实，而忘记了联合国秘书长特有的道义力量，他在联合国历史上的地位最终会受到影响。

　　在联合国的苦与乐

    记者：您是如何以副秘书长的身份走进联合国的？还记得第一天上班时的情形吗？

    陈健：我是在2001年8月20日到联合国上班的。当天，我这个部门的办公室主任、一位美国女士到入口处接我，把我带到这个办公室。我首先签署了就职宣言，表示自己要效忠于联合国，不再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当时是联合国人事厅派来主管干部，把文件交给我签字的。

    记者：您在副秘书长位置上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陈健：最大体会就是，联合国不能不反映当前国际上的力量对比等情况。但是，它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跳出这种国际力量对比的桎梏，来实现《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任务和职责。联合国作为一个有192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它有自己的使命，也有成员国对它的期望，所以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记者：如果说这是您的遗憾的话，那么，您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陈健：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想改变什么是不容易的，因为联合国的大权不在秘书处，而在成员国那里。不过，我在5年中对部门的会议服务工作进行了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而且基本取得了成功。这是我刚上任时没有想到的。在工作中得到满足，这就是最大的快乐。　　联合国需要中国职员

    记者：目前在联合国，中国籍职员少，级别高的更少，与中国地位不太相称，对此您怎么看？

    陈健：从联合国秘书处来说，随着中国所交会费比例的上升，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到秘书处工作。目前，在一些关键部门，中国职员人数几乎为零。秘书处的要害部门应对中国开放，不应有什么顾虑，应该相信，中国人的素质不比别人差，而且应该相信，进入联合国后，他们会遵循效忠于联合国的原则工作。而中国政府也要重视向联合国输送人才，要根据岗位的需要选派合适的外交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而不要仅仅根据现有需要、安排人员的需要来寻找职位；同时，要舍得将优秀人员派到联合国。从个人的角度讲，进入联合国后，要适应联合国的文化，要敢于放弃儒家文化中不适应联合国文化的部分，吸纳西方文化制度中合理的部分，更有进取性地、积极主动地在联合国秘书处施展自己的才能。席来旺《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