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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作这样的作品,也就是期盼着像狗子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像孔家四兄弟那样的人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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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小说《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日前一举拿下“2006年度第13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两个奖项,而由著名作家张平创作的小说原著《凶犯》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记者:您的小说故事一般都来源于真实的案例,《凶犯》也一样吗?
张平:是的,小说是根据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吕梁山林场的真人真事创作的。当时听说后,我还赶到现场去了。但这个原型人物没有像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死了,而是被判了刑。虽然写于十几年前,《凶犯》里所反映的问题在当下的现实中还是具有普遍性的。
记者:十几年的差距,在您看来,如今“凶犯”般的环境有什么变化?
张平: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原来所具有的问题都已经不存在了,都彻底予以解决了。尤其是相对城市来说,一些偏远乡村的发展明显滞后,那里村民的生活文化水平,同十几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反而使得一些旧的恶的东西死灰复燃。于是这些地方俨然演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成了黑恶势力的滋生地和天堂。外来的投资和政府的公信力在这里就像陷入了黑洞一样,全都会被无声无息地吞噬得干干净净。于是穷的更穷,富的更富。
这些话也许让人极不舒服,但在某些地方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地方就像一个人身上的伤口,如果不及时疗治,持续溃疡和蔓延,就会变成一个殃及全身的大病灶。那种认为经济上去了,法制和文化建设就会自然而然地跟上去的想法和臆测,我觉得都是天真和不负责任的。我创作这样的作品,也就是期盼着像狗子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像孔家四兄弟那样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公民的道德素养和法制意识不断增强。
记者:在许多网友看来,虽然电影《天狗》根据《凶犯》改编,但电影弱化了小说中对农村现状的批判。您认为呢?
张平:小说毕竟是小说,电影总归是电影。小说中有时候几十页的东西,在电影上可能就只是一个镜头。而有时候小说中的一句话,则可能在电影电视中成为一个大情节大故事。
小说《凶犯》是以两条线索推动情节发展,一条基本上是心理活动,一条则大致是靠白描手法。心理活动这条线索,主要展现的是小说的主人公狗子在重伤后爬回山林取枪,再爬下山来拼死为村民除害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另一条线索则是狗子在击倒恶霸四兄弟(电影中是三兄弟)后,公安人员完整的破案过程。两条线索交叉进展,以时间推进情节。
像这样的小说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难度可想而知。因为狗子在山村的遭遇完全是靠回忆和在重伤后路上的遭遇来展现的,这在电影中是无法长时间地来表现的。而这些举动,恰恰在小说中可以表现得惊心动魄,淋漓尽致。
电影也有电影的强势,电影的强势就是情节更集中画面更精致,再加上影院所特有的大画面大音响等表现手段,从而使其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所没有的超强冲击力和震撼力。电影《天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有评论说《天狗》虽然是小制作,但却具有超级大片的效果,对此我是认同的。
很多人常常慨叹,说现在我们正进入了一个没有英雄和不需要英雄的时代。我的感觉恰恰相反。“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对一切黑暗、一切苦难的不妥协。不妥协是人民最欲宣泄的一种情感!因为人民实在妥协太久了!”
记者:小说中,许多人妥协了,但狗子却在独自“坚守”,于是“坚守的悲剧”、“孤独的天狗”评论纷至沓来。您觉得“孤独”吗?
张平:“孤独的天狗”不只在社会上某些地方是孤独的,在某些文学圈里也是孤独的。有评论家说,《天狗》讲的就是“坚守的悲剧”,这是中国之痛,也是人类之痛。你看,就是狗子他在坚守,他在坚持,他不妥协。村民妥协了,村长妥协了,乡长也妥协了,连自己的老婆桃花也妥协了,而所有的妥协都把这个不妥协的人往悲剧上头推,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受同时也让人感到极其残酷的事情,但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反省的社会现象。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人太少太孤独了,才会受到民众如此欢迎和期待。
记者:在“美女写作”、“娱乐冲击”和“商业投资大片”的文学及电影环境中,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却成为“近年中国电影审查史上得分最高”的影片,您怎么看?
张平:很多人常常慨叹,说现在我们正进入了一个没有英雄和不需要英雄的时代。我的感觉恰恰相反。影评家童道明评论《天狗》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我是认同的。他说,“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对一切黑暗、一切苦难的不妥协。不妥协是人民最欲宣泄的一种情感!因为人民实在妥协太久了!”对此我还想再加一句,英雄就是代表着广大民意,同一切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腐恶势力进行殊死抗争绝不妥协的时代人物。
《凶犯》、《天狗》中昔日的那个战斗英雄正是人民心中那个不妥协的象征,所以有人为他鼓掌,有人为他叫好。所以才会有小说持续的热销以及多种版本的翻译,所以才会有大学生电影节在大学放映《天狗》时的火爆和热烈,才会有放映期间多次持续许久的掌声和一张张泪流满面的脸庞,也才会有领导的一致首肯和专家的一致好评。
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就只能是对现实的批判,这种偏颇的文学倾向,其实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事实,那就是对当今社会发展和当代受众需求的无视与冷漠。
记者:在评价《凶犯》和《天狗》的时候,评论界用“久违了的现实主义创作”来评价。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张平:我们这些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界定,常常有些过于偏颇。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就只能是对现实的批判,那么,即使是批判也必须是以牺牲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为代价的吗?如果只有描写腐烂,描写肮脏,描写丑恶,描写黑暗的文学作品,才算是现实主义。试问,在这种标准下,腐恶和丑陋的世界如何体现社会正义?而拒绝崇高又如何体现现实对光明的期待和向往?
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古今中外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可能是不合格的,都只能是虚假的和骗人的。这种偏颇的文学倾向,其实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事实,那就是对当今社会发展和当代受众需求的无视与冷漠。
我们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表现正面人物,总要把他写得像好莱坞大片里的人物一样。即使是英雄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毛病,粗鲁,狂野,固执,自私,甚至满嘴脏话,好酒好色,蔑视法纪,动辄大打出手,以为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反过来,写反面人物时,总要把他写得很无辜,很无奈,即使是罪恶滔天,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你要试图写一个正面人物或者具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句“高大全”或者“主旋律”就把你彻底否定了。其实这也成了一种模式,这种庸俗化的文学模式对文学更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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